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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三天上午，赵思思把最后一批数据补进表格以后。

    办公室里依然没有出现一个足以解释全部并发症的答案。

    赵思思盯着电脑屏幕，看了很久，最后把统计窗口关掉。

    “没有共同变量。”

    他说这句话时，声音里没有挫败，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。

    李明远正在看第十九例手术，听见以后停下视频。

    “是不是样本量太小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小，可现在不是显著性的问题。”赵思思把椅子向后推了一点，“即使只看原始分布，也找不到一致趋势。并发症组不是压力更高，不是球囊更大，不是扩张次数更多，也不是病变更复杂。甚至有两例使用的压力比无并发症组均值还低。”

    “术者经验呢？”

    “都不是低年资术者。”

    “影像使用不足？”

    “确实不足。”赵思思说，“但二十八例里面大部分都没有常规使用IVUS，并发症只发生了四例。这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术者对病变判断不够充分，却解释不了为什么偏偏是这四例出事。”

    林峰站在白板前，把“影像不足”后面的问号重新圈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能确认三个问题。第一，适应证比原来宽了；第二，血管内影像使用不足；第三，基层医院处理复杂并发症的余地更小。可这三个问题都是真的，却都不是那四例并发症的共同原因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接话。

    周成坐在会议桌一端，面前摆着临江市四例并发症的打印资料。

    他从早上开始便没有再反复看那些已经被核对过的器械和压力，而是把每一例手术的完整时间轴重新画在纸上，从患者进入导管室开始，到导丝通过、第一次预扩、第二次处理、支架植入或者并发症发生，每一个节点都用直线连接起来。

    四条时间轴画完以后，差异依旧存在。

    穿孔发生在第二次高压球囊扩张之后。

    夹层发生在更换较大球囊以后。

    支架贴壁不良发生在术者认为病变已经充分预处理、直接植入支架之后。

    急性支架血栓那例则在术后复查时发现局部膨胀不足，回头看原始录像，术者在植入前也做过两次扩张。

    表面上，它们连发生问题的阶段都不一致。

    “把四例同时放出来。”

    周成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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